“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祛除不良习气，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特殊手段。它发轫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并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在建国后中共的建设中多次运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整风”运动被逐步摈弃，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制度化的党性党风教育开展作风建设。

1941—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1年5月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战时所在地延安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场运动从中共中央高层开始，继而扩展到全党和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由于这场整风运动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讽刺主观主义者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他们像“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34页。）“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挥革命，则害了革命。”（毛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因此，要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清算了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错误路线，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使全党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进行全党整风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收入<毛选>第三卷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整风开始在全党干部中普遍进行。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批评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第13、18页。）对于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小集团主义、不团结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批评道：“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毛选三，第821页。）他要求全党要反对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使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的这些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毛选三，第845页。）

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而不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林伯渠和张闻天先后率调查团到各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获得许多一手资料。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1943年9月起，经过一年半的对党的历史的讨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做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宣告结束。虽然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抢救运动、审干运动这样一些过火斗争的偏向，但它的主流是好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整风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0—1954年整风整党运动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同胞，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保持多久，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言犹在耳，各地就发生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1950年1月，京绥铁路发现严重贪污浪费走私现象；天津铁路局查处肖荫齐等集体贪污舞弊案；2月21日，国营华中百货公司武汉分公司查处徐志平等贪污2亿元（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折合旧币1万元）的大案，主犯徐志平、镇沛霖被处以极刑……类似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说明党在革命年代形成和保持的优良作风，在革命胜利后受到了极大挑战。

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和彭德怀，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重点是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5月6日，中纪委书记朱德在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指出党内违反党的纪律和党的政策的突出问题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并造成极端严重后果；摆老资格和恃功邀赏在某些党员中表现特别突出；违反党纪和法律，贪污腐化行为增多。针对这些问题，朱德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5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陈明显、罗正楷：《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6月6日，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特别指出：“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都在闹‘改组’……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8—159页。）同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经过半年左右时间，各级党组织的整风工作先后告一段落，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普遍整顿。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整党工作做了部署。这次整党运动的重点实际上是进行“三反”，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实在已经成为影响党风的罪魁祸首。各地查处的一些大案令人感到十分吃惊，如：华东纺织管理局计划处处长陈贤凡以权谋私，使国家财产损失达50亿元以上；沈阳市一些国家机关和国企中发现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四个单位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40多亿元。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号召东北全党及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情况，仅沈阳市部分单位就揭发出有贪污行为人员3629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东北局的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随即被转发全国。11月21日，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被揭发。刘、张二人都是经历过长期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监狱中受过刑讯逼供，坚贞不屈，但在和平年代却成了可耻的贪污犯。据报道，二人共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共达155亿多元。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人民日报》1952年12月30日。）11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华北局关于刘、张贪污的报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此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为了指导这场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写了300多条指示、批语，以坚定、彻底的态度领导反腐败斗争。他亲笔批示枪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震慑和挽救了一批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各地方领导干部也纷纷响应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3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要求严惩贪污浪费；12月1日，北京市长彭真号召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铲除贪污；12月14日，天津市集会动员反贪污反浪费；12月19日，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强调“三反”斗争事关国家前途；12月21日，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号召检举贪污行为。在西南军区“三反”运动中，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领导，使西南军区“三反”运动顺利而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李雪勤、李雪慧：《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三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思想教育，清退了一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净化了党风和政风。

在三年多整党期间，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全国共吸收107万新党员，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由580万人增至636.9万人。经过整顿和发展，党在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1957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开展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警告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了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他还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次整风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1983—1987年全面整党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不仅没有使全党组织成分更加纯洁，反而使党内组织成分更加复杂，后遗症严重。为了提高党的自身素质，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指出：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混乱，个人主义严重，组织观念淡薄，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其中，“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决定》提出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还对整党的步骤、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强调必须防止走过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本决定”。10月12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着重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他指出，“三种人”最危险，“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全党要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对于上述‘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最后，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整党的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一级单位以及解放军各大单位。为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简称“中指委”）共派出有850人参加的90个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并成立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0个口的整党工作指导小组。这期间，“中指委”共发布了11个通知，对整党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85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加强领导，搞好第二期整党工作，巩固第一期整党成果，特别是纠正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参加第二期整党的是地、县两级单位。4月15日，“中指委”发出关于第二期整党工作的基本要求的通知，要求第二期整党单位在完成整党任务中要注意突出重点，着重解决好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1985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上一年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有140多万名先进分子入党。第三期整党主要在农村地区进行，“中指委”于1985年11月24日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要求县以下单位主要是农村乡、村两级基层单位的整党从1985年冬开始。到1987年上半年，全面整党基本结束。198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刊文报道：1987年全国有近15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各类党纪处分，占当年党员总数的3.31‰；其中，被开除党籍的25294人，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17%。从1982年到1987年底6年间，全党共开除党员17.7万余人。

这次全面整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清理“文革”流毒，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和纯洁组织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与以往的整风整党运动不同，这次整党没有采取过去那种大鸣大放、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避免了过去整党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做法。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党的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努力，并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如：根据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全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收到了预期效果。根据中共十六大的部署，从2005年1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又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深入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郑重强调，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人们有信心期待，通过中央领导们的率先垂范，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推动党的作风大转变，一定能够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常驻人民身边。